有必要先说一下“治体”(police)一词，它在文中经常出现，也是朗西埃谈政治的一个出发点。他认为，人们说国家机器控制社会，是没有分清“治务”(politics)和“治体”两方面（我也是为了体现这个对立造的词）。治体是规定“出现方式”的规则，让什么可见或不可见。比如一套治安法规总是带惯性地把工作场所变成一种私人空间，而不受公共领域里的正确言行方式规范，工作者在其中的角色完全是由他的薪酬而定。朗西埃由此认为现实中的政治总是僵化的，我们应该“使这种秩序随时处在可商议可谈判的状态”(陆兴华：“什么是Police？朗西埃的看法”,引自《理论车间》)。见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译文如下，朗西埃的每次回答只有一段，中间夹着杂志写的很糟糕的介绍，主要还是看朗西埃怎么说。匆忙译出来，有错敬请指正。

我们的治体秩序：有什么可说、可见和可做

“搞政治就是你搭起一个舞台时，也要让你的敌人上来。"朗西埃在《美学的政治》里这样说。《世界外交论衡月刊》（奥斯陆版）主编特鲁斯·李（Truls Lie）和这位法国哲学家谈到了美学、他所说的"施行政治"和"治体秩序"之间的不同、作为自由舞台的媒体、互联网、他对电影的爱好，以及今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那些失去声音的人，比如巴勒斯坦人。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从197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著述约20本，包括他的新作《美学的政治》，其中贯穿的主线，便是压迫在以什么方式延续下来。

特鲁斯·李：“在德勒兹、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去世后，今天在法国政治界或知识界的政治论争，能请您大致描绘一下吗？现在法国有哪些人在用政治哲学的方法讨论问题?

雅克·朗西埃：很难说。一方面是，法国有一派正统的政治哲学，这一派的力量很强，但也很弱。有的哲学家像阿兰·芬克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米歇尔·戈谢（Michel Gauchet），他们谈民主的问题，说民主威胁到了自己，因为它正缩水成个人的、消费主义的权力。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批判拐到一种反民主的路线上，提出是因为大众的个人化，因为民主——也就意味着消费主义，什么都没有了。今天的法国很难找到有政治头脑的思想。当然还有些哲学家，比如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他争取把一种消解的政治写出诚意。

李：您以前写过十九世纪的工人和知识分子，您是不是认为，比如在法国，知识分子凭着手中的权力，在把工人归类化然后用进他们的讨论里？

朗西埃：我认为不是这样。的确，我研究了十九世纪的工人解放运动，然后来反思一个传统，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现在我很遗憾的说，那些话题已经引不起多少兴趣了。大家想当然，这都过去了，再没有工人运动，再没有工人解放。法国有个趋势，把各种工人抗议看成是弊端显现。工人被看成民众里跟不上时代的那部分人，适应不了现代性。

让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朗西埃用“治体秩序”这个说法，来描述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politics）的主体，即一切各居其位的社会所构造出的具体表现。治体秩序是对治理的治理或治理的过程，它规定着我们的现实或我们的感性，现实或感性涉及的潜在规则用来明确在一个具体情形中允许做什么、不许做什么，什么用的着、什么用不上，而治体秩序是在认识本身的范畴内下了规定，就像一种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一般是公司或单位里的）。因此就有一种潜在的划分，授意什么是不是能说，能见或能做。这创立了一套一套不变的规范，规范不断形成社会群体，由他们来定谁算在内谁算在外，谁的话要紧谁的话没用，谁有资格管别人谁没有。但是治体秩序里有没有实体在发挥作用？个别政治家，IT世界里的微软，或是新保守主义的美国电视公司福克斯新闻台？

朗西埃：我们不能当治体秩序不过是一种机构，我认为治体秩序跟带警棍的警察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说媒介就是治体，是种大型机器，这样说是太轻率了。治体秩序不只是那个“老大哥”，它还在安排着什么可以算进我们的经验、什么可以做。我们不一定要拿福克斯新闻台那样一个“老大哥”来说事，我认为，给我们划分可以和不可以这件事，同样也有很多有深度的电视台在做。不该把眼光只放在福克斯新闻台这种极恶劣的例子上，那些深度媒体也是治体秩序的一部分，在安排着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在法国，我们有几家深度报纸，但它们像福克斯新闻台一样都是治体秩序其中一员。

李：你在找“施行政治”和“治体秩序”之间的不同——在这一点上，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关于“诸众”（multitude）的书，你是不是看成一种“生于其中——自下而上”的回应？

朗西埃：以我的观点看来，奈格里的“诸众”还是在按着那个来，我会说成是用老式经济学家的眼光看政治问题，就是认为要找真正的政治舞台，一定要去生产力——活生生的力量的现实里，去社会的现实里。我认为奈格里还是着手于这样的纲领，按这个纲领所说，必有一场真正的运动来自底层，这将是劳动的运动，劳动的转型，以及新的交往形式。那还是这么一个旧马克思主义的想法，就是颠覆将来自系统自身，生产力为资本主义体系自身所限，会打破旧体系。我不认为资本主义会培养自己的掘墓人，像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说的那样。

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美学的政治》的后记中正是强调，朗西埃描述的几种政治体系如何压制政治活动：“原政治”，是公有社会主义，追求社会和谐禁绝所有政治活动的空间。“类政治”，是除掉政治行动必需的反抗环境，用这办法来制定必须遵守的明细游戏规则。政治变形为一种“治体相关”的——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伦理。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过政治”，它的核心是政治意图的悬置。这时经济基础取代了政治基础：人民政府接下来是一切事物的政府，每个人都在一个完全透明和理性的秩序内，服从集体的意志。齐泽克自己添上了去政治化的第四样系统：“超政治”，它实行中凭借直接的政治军事化，把冲突推向极端——到一个“不支持我就是反对”“非友即敌”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或以色列当局是这样来的。

从柏拉图到当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多数政治哲学家和政治体系都围绕反抗的意志这个中心，控制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按齐泽克所说，在今天的“后政治”下，可以看到政治行动中的反抗者让位给了进步的“专家政治”论者（technocrat）。治体辩护自己，不仅利用战争行动，也利用官僚姿态，和安全事务及经济上的姿态。

李：一直都有很多角色在影响公共领域。例如，布什政府一说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分子”，他们就建立了一种秩序，这秩序本来可能是不合理的。这算不算一种构建世界的方式，就是说，一种“审美活动”（aesthetic activity）？

朗西埃：对，我们可以说它是种审美活动，给我们框定什么存在，什么可见。如果你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个例子：铺天盖地宣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当时，我正在美国。让我震惊的是，这不仅仅是极右的某些政客和媒体居心叵测，我记得当时很拎的清民主党政客也上电视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样的蛊惑人心之处就在于，轻而易举就把根本没有的东西硬当成存在。用几句话就轻松办好；用不着大量的证据、讨论和说服。你就是在框定什么存在，什么可见。当然，这个事例有些吊诡，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正好是见不着的，但还是这么容易让人接受。它的核心就是这种做法，让群众经受恐怖。你遇到威胁了，而如果你能吓住人们，然后你就能来指派威胁他们的是什么。

李：但另一方面，您会不会把恐怖分子看成一个部分，在这其中没有参与，或是想着参与？

朗西埃：不，我完全不这么想。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做了的，算是军事和精神行动。以我的观点看来，它跟政治不沾边。搞政治是你搭台唱戏时也要让你的敌人上来，即使你的敌人不想上台，或是你还在跟他打。我认为在恐怖主义这个例子上是另一回事。恐怖主义不过是个军事问题：“你要全歼还是削减敌方兵力。”都在这了。问题是，他们不要任何人来反对压在他们头上的权力形式。

李：对巴勒斯坦人，是什么情况，谁是那些代复一代受到压迫的人？

朗西埃：巴勒斯坦人是个可悲的例子。那的情况是没有正义，昭然的非正义。同时，又很难让他们对这非正义产生一种政治意识。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是因为太多人阻碍，但他们也没做到在我们跟他们之间搭建一个政治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关于以色列的政治讨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会存在下去，不管我们怎么来看以色列建国，它的影响，还有以色列的现况。问题是，假如我是个巴勒斯坦人，以后在中东不得不跟以色列相处了，我该怎么想象这种生活？这就是我认为他们做不到的，很可悲。

在朗西埃看来，从治体秩序下解放的过程，要通过试图重新分布哪些可以察觉——哪些可说和可见，这个过程基于“普遍平等”的观念。它实际上是要让那些被当成背景噪音的声音得到真正的关切。这就像说受压迫的巴勒斯坦人、丢了土地的土著美国人、或吉普赛人怎么才能让人注意和尊重他们的意见。他们被排除在外了，他们必须像说着话的人一样得到注意，而不是被看成“动物”。这会发生，只要那些没算进来的人，那些不能参与决策的人——无产阶级、妇女、非白种人、移民、流亡者——闯入治体秩序的“共识”系统，让他们自己显现出来、发出声音。在朗西埃看来，这，才是政治行动。

李：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说过，去年法国郊区的骚乱，和今年春天因劳动力市场条例改革提案而起的抗议活动，根本上都是中产阶级输出的一种观念，要让抗议的想法保持活力，来保住他们自己的工钱。

朗西埃：是这么说的，他是个批评家嘛。我认为去年十一月郊区发生的是名副其实的暴乱，问题是，有了真正的反叛，反对某些事态，抗议某些手段剥夺了那些地方的人的上台资格，与此同时，却没有真正的政治主张。我说的政治主张，意思是人们不仅能为自己考虑，也能为别人考虑了。所以去年那更像是某部分人和国家政务之间的斗争，不过也是意义重大的。也很意义深刻的是某些知识分子精英的反应，他们说这不算什么，就是年轻的消费者们一次造反，他们最多是想要更多消费，还有说这是受了伊斯兰精神的感召，等等。这可以看出一种倾向，强烈否定反抗的现实。同时，事实也是这样，反抗没有实现它这个词本来的含义和景象。

每个政治群体，也是一个审美的群体，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上文确立的“感性分布”，分布有什么可见、可说与可做。于是我们讨论到了审美的政治。

感性分布是政治和美学交会的地方。正是有了网络社会的互联网，博客和移动电话，还有了“快闪”族，通过临时的网络联系组织起来搞抗议——人们在预定的时间地点聚合来参与短暂而率直的集会，人们在网上传播文字，收集列表、视频和图片。还有媒体和“街头”的结合——比如对镇压抗议青年的手段不满而临时发起的游行，或是漫画一上报就有伊斯兰教徒袭击使馆，这样的行动通过让人们看见和听见来参与政治。

朗西埃给了“美学”这个概念另一个意思，不同于过去几个世纪给它下的定义。他为什么没去另找一个概念？

朗西埃：说到美学，正是要重新考虑它的政治含义。在十八世纪末“美学”刚创建的时候，它跟“美”或一种艺术的哲学都没什么关系，它是经验的一个新的状态。美学意味着，第一次，给艺术作品下定义不用按它的生产规定和它送去等级制的哪一层来了，艺术作品成了一种特有的感受。这样艺术作品不再冠名给一群特定的受众或是一个社会层级。当时把这一点概念化的是康德等哲学家还有席勒等诗人，他们认为一种特有的东西，一种新平等，包含在在审美经验里。在这时候，从审美经验和审美的群体中产生一个理念，认为有可能发生另一种革命。

李：所以，您把“美学”用作一个手段，用它来理解意义是如何构成的？

朗西埃：我说的是，美学不是绕着艺术和艺术作品转的一门学科，而是一种，我所说的，感性的分布。我意思是说一种方法，绘制出可见的，把可见的、可以理解的，还有所有可能的制成图。美学是经验的一种再分布，就是认为，有个范围内的经验没有进入旧有的分布，因为旧有的分布还是说人们的不同感知是按着他们在社会的位置而定，那些注定该来统治的和那些注定要被统治的本来就没有一样的感官装配，眼睛耳朵不一样，智力也不一样。美学恰恰意味着跟传统方式决裂，原来的那是把不平等具体表现在感觉世界的构建中。

李：走“关系美学”（relational aesthetics）这条路可以恢复社会批评，把人们带回讨论里。它不是只观看对象，它的方法是付诸行动。这怎么联系到您的设想上，就是让沉默者上前来，来到您说的层级系统之外？

朗西埃：我认为相关美学是个在当代长起来的后代，它来自一个更宽泛的传统，属于现代性——艺术要求抑制自己，从而变成有形的生命。二十世纪初期这种想法很强烈，尤其是在苏联，画家不再在画布上作画了，但他们在成就一种新的生命形式。相关美学就是这个传统新的后裔。而且让我说，有时候它变成在恶搞那个传统了。当然，我们不该只嘲笑相关艺术，说它就是“跟人们讲画廊里没东西可以看，但我们可以说”。无论如何，相关艺术的表现一直是很差的。

李：那些没有参与的能怎样介入进来？他们要受教育吗，该不该使用暴力？他们从哪得到授权？只要他们被听到就够了吗？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谈到“压抑之容忍”（repressive tolerance），就是发出声音了还不能得到权力、改变现状。

朗西埃：很难说需要做到什么程度。以前法国有句玩笑话，说民主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cause toujours），就是民主意思是你什么都能讲，但没有用，不会有任何结果。我看来言论自由真正的表现出来恰恰是在不该实行言论自由的场合里，它总是以违规的形式发生。政治说的也正是这个，就是你说话的那个时间和地点里本来不要你说。

以前的一次访谈里，朗西埃讲到一种“平等消灭等级或表象下的一切，也建立一个不存在正当性的社会，形成这个社会的只是字句的随机传播。一切都发生在书写的页面上。”他想象的这是互联网吗？

朗西埃：以我的观点看来，有时候互联网跟写作的本质很相似。它传播的是字句和可为任何人所用的知识。它不是要把知识给每个人，而是要让字句的传播自由和称心如意，我认为这就是互联网上发生着的。这很可能导致了某些反对分子对互联网生出这么大的气，说吓死人的是人们上了网就能找到想要的一切，说这不利于研究工作和人的智力。我说不是的，这样才成就了智力，平等的智力。你在图书馆随便走，一样也在网上这么随便逛。这就是，以我的观点看来，智力的平等的要义。

李：您说到那些没有参与进来的人，和要让他们介入。但在媒体上，有很多真人秀，像《老大哥》（Big Brother）和其它类似的节目。某种程度上，他们这样是得到公共注意了，不是吗？这样是不是在把话语还给并没参与的那些人？

朗西埃：你看这有个问题，我不怎么看电视或是那些节目。我知道有人在烦了，他们说它要终结文化，终结文明，终结一切。我不看这类节目是因为我不看电视。我认为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它。事实如此，有了一种新的传播，一整套新的可能性。但这新的可能性流动起来就真的让更多人有了言论自由？我不这么看，因为同时也有一种标准化的民主化，一个统一标准的框架形状出所有人的体验，然后，当然，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李：说到言论自由，您怎么来看那些人，在穆罕默德卡通挑起的论战中，站出来说“我们受着压迫，西方一直在压迫我们，作弄我们的真主”？

朗西埃：这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是，宗教信仰造成这么多的恶行，我们必须有批评它的权利。那个情况下，人们嘲弄伊斯兰教，他们是有一种特别的恨，针对穆斯林都认同那一种西方文明的解释。同时，我完全不赞同这些革命运动，我不赞同任何形式的革命，那种不允许你说这说那的。

李：您对电影有很大兴趣。最近又开始流行政治纪录片和半纪录影片，像《辛瑞那》（syriana），电影这个空间也有它政治的一面。您的这个兴趣是从何而来的？

朗西埃：电影的趣味在哪里？在某个意义上讲，在于一个矛盾的现象，电影以前遭人唾弃，算不上是真正的艺术，但现在很明显，人们想到“原创作者”和艺术的时候，他们倒不怎么想到，比如，雕刻家，而是想到戈达尔（Godard）一类人。电影现在成了，让我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艺术的范例。另一方面，也有了这么一种可能性，给人看、给人说事情，给出一个圆的范围内的可见物景象，或我们世界的景象。近十年纪录片确实有过一阵很强的流行，想让电影参与到政治舞台上，借力于提供别处没有的信息。

李：您是不是认为，电影的发行流通很容易，这个原因让它挤掉了艺术届的位置？艺术作品、雕塑和绘画很难发行流通，相对于电影、录像和电视来说。您对电影的关注，有没有一部分是因为它的广泛影响？

朗西埃：在艺术的世界里，有强有力的讨论，也有很多形式的初步政治行动。艺术世界的一部分，介入到政治设计里，他们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做出政治行动。这个情况在电影上是不一样的。同时，电影有它的受众，不同于那些进出画廊、博物馆和双年展的人。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是，现在有一种新的联系出现在院线电影和展馆电影之间，以录像的形式，电影开始流通在不同的地方之间。有些地方电影上映还是传统方式——电影院里你坐在银幕前——但在博物馆有多种形式来放映电影和录像，你是在那走着，停下来看一会。这样有了多种大不相同的感受。现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种双重存在。

李：作为收尾：您是个哲学家——哲学对您意味着什么？

朗西埃：我不相信那个说法：哲学有它独特的身份，因此有它独特的使命。哲学没有特定的目标。哲学和审美经验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我形容哲学是一个运动的空间(a place in motion)。

完。

你看到的艺术展,总是这样的艺术展

艺术届首屈一指的文献展(Documenta 12)上月开展,大陆首屈一指的评论家方振宁为您报道(《经济观察报》).虽然文章空泛像在介绍巴黎米兰时装趋势,但您得相信他是在写艺术呢.虽然他只字未提1997,2002年的两届展,但他用文中最长一节写了15年前他真正去过的那次.虽然今天又亲临现场亲笔作评的方先生看不懂展品的德语说明,但这就要怪策展人了.为什么给记者们的服务这么差,为什么建设场馆又那么破费?方先生不会理解.

最难理解的也许是艺术品本身,就连懂德语的瑞士《国际周报》(Die Weltwoche)也费解作品的寓意,甚至咒骂策展人在搞极权主义.所以不要怪《经济观察报》派不出德语记者,其实方先生最爱带您欣赏的大展,叫"艺术巴赛尔"(Art Basel),这时他的文字有了激情,那是"艺术届最重要的年度市场","在那里我们了解到艺术和商业是怎样达到完美的结合".在那里,"我们"知道该买下哪件作品.

不那么完美的结合

德国《每日新闻报》(TAZ)借黑格尔的话说,艺术所在之处,便有"世界精神"(weltgeist),当代的"世界精神",就来自坐私人飞机来往于拍卖会间的艺术宣道者,来自博物馆,画廊,艺术展.就像马克思把"世界精神"这个词改成"世界市场".这样,艺术还是文化的先锋,就像它曾经所是,不过它现在先锋得更像Marc Jacobs设计的Louis Vuitton最新系列.而文献展会有几百万参观者,因为它成了嬉皮士最醒目的自证符号.这是当代艺术和世界市场的结合,但好像有哪里不够完美.

正是因为跟资本太亲密,艺术表现不出自己:一系列的展出,全球同步拍卖会,画廊聚会,双年展,必须得有最干练通达的经济人帮忙.而艺术事业最有力的推动者用黑手操纵市场,规划出每一个新的拍卖记录.在资本统治下的艺术家,美术馆馆长,艺术品商人,评论家都有自知之明,循规蹈矩,随遇而安.当代艺术表现出的,实际上不过是市场战略,内幕交易.(TAZ)

前卫艺术成为过去与阐释之死

(本段内容含有刻薄人身攻击)如果不是看到方先生虚妄的评论,我不会写这篇也很虚妄的东西,但方振宁写的文章根本没有去理解文献展.最基本的,曾御钦(Tseng Yu-Chin)录像,他解释为"对身体和知觉的开发,达到诗意的观念性".WTF?不就是妈妈抱着孩子缠绵不放以致用上暴力么.作品是什么样都没看准没说清,就来故弄玄虚.方先生一定本来是拎着他的莱卡去照相的,甚至没顾得上提一句本届文献展的主题.而这正是文献展与众不同之处:它用每届的主题来直面,挑战,并改变艺术的体制.

这届文献展设置的论题,《法兰克福汇报》(FAZ)总结为:"现代性已成过去"(modernity is our antiquity): 在Documenta 12上,艺术市场又一次努力摆出现代主义般的前卫姿态,位于这之前数百次超越的尝试之上,但在这超越的恶性循环中,所谓的"前卫"已不可见.

杜尚(Marcel Duchamp)的前卫艺术就是这样死掉,他曾经反艺术,不认什么达达主义,后来却被奉为"达达主义领袖",他签名的尿壶卖出了天价.杜尚对艺术传统的大胆讽刺轻易变成无病呻吟的审美消费品.(The New Criterion杂志) 杜尚的艺术死于阐释, 而现在这阐释已经失灵. 对Damien Hirst的作品, Prospect杂志的一篇评论说, 都是复制,奢华而粗俗. 事实如此. 但你们资本主义作坊里造出来的东西不都正是如此么. 如果像Prospect诅咒的那样, 这位"当代身价第二"的Hirst的作品最后冷落在一个偏僻的美术馆角落, 那就是你们买卖系统的死去.

《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写到朗朗，称这位“爱扮鬼脸”的钢琴家虽有技艺的不足，却是古典音乐界的一个神赐：“身体上的克制，几近冷漠的音乐表演，是一个现代的发明，一种20世纪的现象。相对而言，如果当时的纪录可信的话，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的演出则是宏大的，富有感染力的戏剧化表演。戏服，模仿，特定的步态，阴阳怪气的腔调，中风一样的表现，跟听众间的调情——所有这些，不单指外表上的弱点，必然属于19世纪的音乐名家们的表现。”

哦伟大的现代化！20世纪的听众有了CD唱片，不用去剧院看演出期待音乐家的个人表现了。音乐家也有了这套媒体和出版系统，不用去剧院卖力展示，只管用他纯净的技艺做出纯净的音乐。

哦纯净的现代化音乐！让乐评人神魂颠倒，一个琴键上的芙蓉姐姐。

Google抵制德国的网络实名制,人们马上想到谷歌中国之恶,但做出两种推理.Google粉丝说,因为(a)Google不是谷歌,(b)谷歌不敢这样而Google敢,所以(c)Google是自由的民主的.新左说,因为(a)美国政府审查谷歌,西方想在中国搞民主,(b)德国自己却不自由民主,所以(c)民主不是民主,是西方的自证筹码.

像在讲理,实为胡话

在被搞糊涂之前,来看一个相似的例子,说的不是一直争议缠身的Google,所以可能比较清晰: Levi’s和Marlboros,无疑会是所谓"美国全球霸权"的象征,而在东欧国家的游行集会上,它们却成了民众对权势阶层说"fuck you"的标语.而在东京,吃麦当劳的巨无霸可能是在回应迟钝/保守的日本经济/文化.(Reason杂志)

在另一个当地,乔姆斯基们丢了靶子.这是另一个靶场,而左派,甚至"所有意义和异见,根本上都是局部/当地的,具有语境的."(同上)上边两种推理,G粉的(b)和新左的(a),等于用弓箭射飞盘/用气枪打箭靶,不但不能算得分,而且连靶子都要毁了.卢曼(Niklas Luhmann)说,社会观察必须回到各自的社会系统里,在它自己的语境里观察和描述它.这条理论可以帮我们认清先站立场再看事情讲出来的这类胡话.

总是跟资本狼狈为奸

这种胡话不只在网上泛滥,南方周末一整版不加思辨的颂扬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几乎是同时,经济学人指责查韦斯的政策破坏言论自由.南周傻老实的写,经济学人居高临下的写,这都不是问题,它们没有足够版面扩展自己,有固定的一段出刊周期限制自己的刷新率,因此只能在一个角落不自由的固守住自己的发言权,两家纸媒同样可笑.

在blog这种媒体上,个人对自己的立场更是默认了:最能帮它们建立影响的只有仿媒体的写作和来自自己工作/小圈子的消息/观点.Lawrance Lessig,美国反对版权垄断的旗手,最近反思立场而警醒,他看到别人的提醒:"不要跟通过网络中立性的立法来保护自己市场份额的大人物狼狈为奸."Lessig一个法律学者的正直像他反感迪斯尼时一样的过敏了,他决定终止前十年的事业,计划用下十年研究"败坏"(corruption)的课题.

Lessig做这个说明的文稿的第一部分是"我从哪挣钱"(How I make money).他肯定比我清楚,我写每一句或批评版权制度或向往自由文化,硬件商(卖mp3的,做各种芯片的)都在窃喜.我支持免费内容,免费内容带动他的销售,他却不用给我钱.反过来,在言论领域,虽然有专栏作家们,让他们把枪头自由的乱指,但那本《南方人物周刊》的自由主义倾向,究竟是作家们的自由精神所向,还是来自每期给它十几万广告费的企业的社会资本化力量?

其实资本正是借"自由精神"推动完成了伟大的现代化,(高宣扬：“现代性”的精神源泉：法国十九世纪文学).从波德莱尔那个时代起有了"自由"的作家,他们在书上献词(dedicate)给贵族夫人们,他们的赞助人(patron).现在只不过是赞助人变成了企业,出版集团,硬件商,而且不管我们在blog上写什么献词,我们提供免费信息,总在符合硬件商和其他it企业的利益.

自由的创作 献词写给谁

但经济毕竟给了我们自由,无数人在闲暇的网上时间里创作出维基百科(等等等等…),这样的创造能力甚至让经济学怀疑"理性人"的假设:没有经济激励,人们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大的集中工程?Reason杂志考察LibriVox社区(相对在wiki上编辑百科条目,在这里是朗读文本并录音),写到免费贡献者们的动机,他们免费上传录音各有所求,几乎根本没有共同点.那篇文章的作者没在这一点上纠缠.看着混沌初成的网络空间,我们只有惊奇于技术在随处像聚变一般汇集起人的才能.

自由创作的人也许都不知道自己的动机了,Elisabeth D. Svendsen在A Passion for Donkeys一书里的献词是给"世界上所有的驴和骡子".但这没有关系,书还是书.虽然Lessig拿了硅谷企业的演讲费,但他也开导了无数人对版权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人的和亿万人的历史实践中,每个上传的贡献者,每个维基作者,每个blogger,如果想一下,都会发现自己一直的收获.在这个意义上,一个blogger的献词可以不写给任何形式的赞助商,而是写给自己.

Hitchens的左愤言论最能招徕拥趸，其中包括以前我翻译的辩论里的大反派Andrew Keen。月初他发了新书，The Cult of the Amateur（《狂热的外行》），通篇尖刻的指摘网络，其中一个主要论点还是，网络没有那层把关人(gatekeeper)，只能产生垃圾。有意思的是，他这本书里的硬伤，竟让Lawrence Lessig写出几千字，甚至设了专门维基揭底百科，而这本书正是在所谓“出版商竭力维持的真相高度的标准”下出版的。然后Lessig顿悟了：“Keen在伟大地恶搞自己。他的书不是对互联网的批评，他的书真正的论点是传统的媒体和出版只能比网络更糟糕。”

说到Keen这种伟大的恶搞者，还有一串名字：龙应台、张承志、余杰，他们的价值观好像都凝固在二十年前，站在那个立场只为方便说话。但这也不是媒体风云人物的职业病，即使一身正气的学院知识分子，如李慎之，甘阳，刘小枫等，被陆兴华摘了光环，也只是带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场景化”，在那来事儿。陆兴华可能是读了太多德里达，别人看上去多么平整，陆都见出坑。写几小时blog，如果有一个陆兴华在挑毛病，恐怕连二百字都写不了。

但blog还是写出来了，字里行间渗透着技术的革命理论，可是反思有多少？有很多人（包括我）反对Keen，政治激进且自觉正当，这情况应该让人提防。带着立场写blog，一不小心就写成龙应台式的文化批评，只在赚取读者的感情消费。我不愿陷入这样的写，作为反思，在这里，虽然不是写论文，我先试着摆明写blog的方法论预设。

写blog其实先是阅读。对于我来说，就是对rss的阅读，或一次搜索。而像三联的王小峰那样的写手，不用临时读什么就能写几千字，但他也在阅读评论，阅读小圈子的其他blogger，阅读反过来影响他写什么。根本不用阅读的blogger也有，比如日本当红青春偶像山下智久，他的blog不在网上，是每天的短信，发给小女生，或者像徐静蕾，但几千条回复跟一个偶像之间没有交往。阅读是blogger跟世界之间一万种、一万次的交往。

那么就像我现在的文体，写blog变成像文化研究一样的软学问，容易且值得做了。只是反思一下blog该怎么写，我却感觉变成自己的麦克卢汉，竟然在批评指点一种新媒体！但媒介理论恐怕不用我们来做，Mark Poster十几年前的《第二媒介时代》已经够说清楚现在的网络。现在大众担心google破坏隐私，但我翻开一本讲后现代主义的小册子，上边说：“我们在给与他人的过程中发现自我。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理论早就做绝了，剩下留给文化研究做的，最多是用哲学来写《读者》，真诚地来讲不实在的东西，我认为傻。

那么写blog，究竟在做什么实在的事？考虑在一种情况下，我删了一篇blog的草稿：因为我在别处见到了相同的消息、观点，把它存进书签。我认为这就行了，做了blog该做的事：单纯的传播、复制。卢曼(Niklas Luhmann)在《大众传媒》里推翻本雅明：“没有复制就没有原作”，这可以是我的这类blog的意义起点。

我相信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力，技术公关或反技术的宣传，都装不成真相。站在技术的立场上，至少现在还不等于反文化，相反能得到启发。如果这样来看网络，你可能会像乔伊斯看到都柏林街头邮递员的油黑的大麻袋口吞吃一切而惊奇，他在《芬尼根守灵》里写下：“那一使一切都到达一切的邮递系统。连最微不足道的写作，都深刻地编派着世界。”而blog，就像乔伊斯形容写作，是“A Place for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in its Place ”。

其实类似改版后的新内容,网上就有很多.散文体评论文章可见于大多数blog,南周所谓"评中评",就像论坛帖子滤去口水.问题只是,南周印出来的"低质量"文章,有没有用.

花几个小时写一篇post,显得不够庄重严肃,枪手写一篇本科论文还要七天.但是谈具体问题,不一定有那么多大道理,不一定要用学术论文.要构成公共空间(Öffentlichkeit;public sphere, public space),形成公共舆论,有地方聊天就已足够.巴黎的Le Procope咖啡店,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重要思想家的聚集地;(高宣扬:《流行文化社会学》)而在伦敦一家咖啡馆的讨论中,亚当·斯密写就了《国富论》.(熊培云,《吃吃喝喝的民主》)

而且网络文章未必质量低,比如"记者的家"上,每月新闻盘点的帖子,作者tianword曾是内参记者,揭弊之彻底,远非一版"评中评"所可比.在网上,像德国报纸因二战后盟军对政治版的管制反而生出百家争鸣的(自称世界最好的)文艺栏,大陆官方对舆论的高压泄了气.关了世纪沙龙,等于宣告网络舆论多么有力.

但巴别塔不见可能,论坛更多像天涯满是口水,blog上抒情日记多于评论.如哈贝马斯所说,公共舆论,既具有批判精神,但也是一种操纵力量,不一定代表理性,但哈贝马斯的对手卢曼(Niklas Luhmann)在社会系统论中有一种乐观的说法:有了公共舆论,我们"不断为共识找到异议.为异议找到共识.民主和公共舆论就是建立在关于如何改革的这一对话上的."(引用陆兴华的翻译)

正到来的公共空间有越来越多参与者.在17世纪,查理二世宣布查禁咖啡馆,引起全社会的反对,因为那里已经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中心场所.

Richard Rorty

译/评罗蒂: 《文科知识分子十一条》

陆兴华

这篇短文里,罗蒂讲了文科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他们现在做着什么,他们应该做什么,将来该做什么.文科知识分子这个说法还可进一步讲究.巴尔特我觉得有更 周到的说法:我们文科知识分子总是同时做着作家/知识分子和教师,身上是三种角色在切换着,我们常用一种角色来躲避另一种角色. 我们自称学者教授的人扛着 "研究"这一借口, 把它当画皮,好潇洒地呆在大学里, 应付社会对我们的工作的质疑;其实我们时时都只是在替社会和历史吃不了兜着走的“知识分子”,而且不管我们多么吹嘘自己和为自己找借口,我们只不过是“作者”,是文学青年那样的一族. " ‘研究’只不过是迫于某些社会条件的制约, 我们给自己的写作这种劳动所取的一个审慎的名头; 它其实是能指的冒险, 交换的过度(总弄到收支不能平衡!)(La ‘recherche’est alors le nom prudent que, sous la contraintes de certaines conditions sociales, nous donnons au travail d’écriture, c’est une aventure du signifant, un excès de l’échanges. <全集>, 2002:III, 893 ).剥除了 "研究"这一画皮和借口,我们大学人就成了 "(人)文(科)知识分子".

我在文中加上了一些象译又象评那样的东西,是希望有兴趣的哥们认真领教一下罗蒂的英文功夫.

Th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 Eleven Theses

<文科知识分子十一条>

(原见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企鹅, 1999年)

i. We should not try to define `the humanities’ by asking what the humanities departments share which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rest of the university(我们不应使劲去定义文科内有哪些共用的原则是不同于大学内其余的系科的). The interesting dividing line is, instead, one that cuts across departments and disciplinary matrices (其实这条分界线穿越大学内所有的系科和学科准则). It divides people busy conforming to well-understood criteria for making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大学内只分为两种人:那些为知识作贡献的人) from people trying to expand their own moral imaginations(和那些努力想(通过研究,哪怕是数学或天文学研究)来扩展道德想象的人). These latter people read books in order to enlarge their sense of what is possible and important either for themselves as individuals or for their society(这是本文的文科知识分子的定义). Call these people th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s’. One often finds more such people in the anthropology department than in the classics department, and sometimes more in the law school than in the philosophy department (罗蒂纳闷:为什么研究哲学的人反而不如人类学家古典文学家来得开明和开放,反而比后更容易僵化?罗蒂在另外的地方说到,那些分析哲学家中的实在论者和本质主义者和伦理政治上的斯特劳斯分子,动不动要说“内在优异性”要“客观”, 把真值和实际当评价标准,这与动不动把人称作“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反党反人民”而送进牢里或毒气室有什么区别?不把人当人, 而是当成“右派”和“反革命”,所以杀人时就不象是在杀人,而是在杀名称了. 塞族人对阿族人/ 毛泽东对刘少奇/攻台者和守台者,就成了这样不眨眼的杀,理直气壮的杀;正因此,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文科内的僵化顽固者常比油滑的政客还对社会有害和危险?为什么物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常比常学家开明?为什么一个披上学者和教授这张画皮就容易对普通人的道德生活指手划脚,要去改造国民性要去救国救民要去启蒙要替大众来代办民主?罗蒂在这方面问出了许多好问题.).

2. If one asks what good these people do(如果问这些文科人会对社会做出什么好处), what social function they perform neither `teaching’ nor `research’ is a very good answer (这些文科人远远不光只是教和研). Their idea of teaching or at least of the sort of teaching they hope to do is not exactly the communication of knowledge, but more like stirring the kids up(更多地是去促/发/鼓动孩子们). When they apply for a leave or a grant(申请学术假和基金时), they may have to fill out forms about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their so called research projects(申请表上得填上所谓的研究计划的宗旨和方法), but all they really want to do is read a lot more books in the hope of becoming a different sort of person (申请资助的报告上写的和他们心里真想做的是两回事;怎敢把这种实话(鼓动年青人与社会较劲)填上去?).

3. So the real social function of th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s is to instil doubts (向孩子们灌输怀疑)in the students about the students’ own self-images, and about the society to which they belong(教他们怀疑他们所属的社会). These people are the teachers who help ensure that the moral consciousness of each new generation is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确保新一代的道德觉悟与上一代稍有不同).

4.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rhetoric of public support for higher education(涉及到要公众来支持高等教育这种说辞时), we do not talk (我们对这种(会使顽固派听了惊慌的文科人的社会功能)不好说得太多;我们自己认为想激进想政治化都很困难,想做也做不到,那些学院顽固派和管理当局和当权派却一听见一两个说法就害怕得马上来镇压)much about this social function. We cannot tell boards of trustees(信托机构/校董会), government commissions, and the like, that our function is to stir things up(不好径自对他们说我们文科人的功能是去生事,鼓动), to make our society feel guilty(去使我们的社会负疚), to keep it off balance(去让社会失去平衡). We cannot say that the taxpayers employ us to make sure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think differently than they do(也不好对纳税人说,我们收钱是为了使他们的孩子思考得与他们现在不一样). Somewhere a deep down, everybody - even the average taxpayer - knows that that is one of the thing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or(其实,内心深处/隐隐地他们也是知道大学就是这个的干活,只是不想来多管罢了). But nobody can afford to make this fully explicit and public(谁都不敢把这当众明说出来,谁也耽待不起那后果).

5. W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s find ourselves in a position analogous to that of the `social-gospel’ or `liberation theology’ clergy(我们文科人与’社会福音派’或"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有些类似), the priests and ministers who think of themselves as working to build 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我们也有点象教士和牧师那样有点忘乎所以,竟想在这地上建个上帝之国). Their opponents describe their activity as leftist political action (反对我们这么做的人,就称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左派政治行动). The clergy, they say, are being paid to relay God’s word, but are instead meddling in politics(神职人员,反对我们的人会说,是拿了钱去传达上帝的话的,临了竟毛手毛脚到政治里去了). We are accused of being paid to contribute to and communicate knowledge, while instead `politicizing the humanities’(而我们文科人则被谴责拿了钱不去传达知识,却去搞"文科的政治化"了). Yet we cannot take the idea of unpoli-ticized humanities (但我们文科其实也不对政治化的文科很当真)any more seriously than our opposite numbers in the clergy can take seriously the idea of a depoliticized church(正如与我们文科人有些类似的那些神职人员们对政治化的教会其实也不是真的很当真).

6. We are still expected to make the ritual noises(我们仍被指望弄出些仪式性的噪音来, 没有不行,太刺耳了也不行, 批评和批判得刚好中听,所有的执权者都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我们文科人的一切愤怒和呐喊,最终都不得不调谐到这样的频道) to which the trustees and the funding agencies are accustomed(但不许过分,要刚好使信托机构和基金管理部门习惯听它,不会听了恼怒) - noises about `objective criteria of excellence’(这些权力部门只爱听:什么客观的创优指标),`fundamental moral and spiritual values’(什么根本的道德和精神价值), `the enduring questions posed by the human condition(什么人类状况向我们提出的历久的问题)’, and so on, just as the liberal clergy is supposed to mumble its way through creeds written in an earlier and simpler age(就象神职人员也得说一些老早的单纯时代写下的那些信条来作讨好过去,应付当前一样). But those of us who have been impressed (我们中那些被下面的说法打动的人)by the anti-Platonic(反柏拉图), antiessentialist(反本质主义), historicizing(历史化),naturalizing writers of the last few centuries (people like Hegel, Darwin, Freud, Weber, Dewey and Foucault) must either become cynical(必须不是变得玩世) or else put our own tortured private constructions on these ritual phrases(就是落到用这些仪式性的话来说出我们自己的受折磨的私下里的想法构成: 正是这些权力部门使我们这样低头屋檐(?)yan下,只作着一些驯顺的抗议和抵抗!!).

7. This tension between public rhetoric and private sense of mission (公共修辞与私底下的使命感之间的紧张/闹僵)leaves the academy in general, and the humanistic intellectuals in particular, vulnerable to heresy hunters(使文科知识分子很容易被看成异端,落进捉巫者手中). Ambitious politicians like William Bennett- or cynical journalists like the young William Buckley (author of God and Man at Yale) or Charles Sykes (author of Profscam) can always point out gaps between official rhetoric and actual practice(官方修辞与实际做法之间是有缺口的). Usually, however, such heresy hunts peter out quickly in the face of faculty solidarity(系科一团结,捉巫者也就神气不了一会儿). The professors of physics and law, people whom nobody wants to mess with, can be relied upon to rally around fellow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who teach anthropology or French, even if they neither know nor care what the latter do(教授委员会总可以让教物理和法律的教授出面来挡一下这种捉巫(一会儿反右一会儿反左一会整新左一会儿整新自,谁说这种整只发生在共产党内的权力争抢中?)运动,这些教授(教的东西可不含糊,物理法律,谁敢去说三道四它?)可不是好欺负的,虽并不知道教法语和人类学到底是咋回事儿,毕竟可用来保护 (人)文(科)知识分子;你说现状叫人泄气不泄气?).

8. In the current flap about the humanities, however, the heresy
hunters have a more vulnerable target than usual(捉巫者和整人者现在有了个更好欺负的软肋或软柿). This target is what Allan Bloom (捉巫积极分子Bloom老兄称这批人是 “尼采化的左派”–照甘阳说法,Bloom与罗蒂同算斯特劳斯弟子,其也为福山(昨天翻了一下此人最近的新书,里面赫然将西方国家称作是坚持着 univerally liberal principles的国家!)的老师) calls `the Nietzscheanized left’(这只软柿子叫"尼采化的左派"). This left is an anomaly(是在美国的变种)in America. In the past the American left has asked our country to be true to its ideals(咱美国过去出的左派是要我们美国忠实于自己的理想), to go still further along the path of expanding human feedom which our forefathers mapped(推进我们的先辈划出的那一应不断扩展的自由): the path which led us from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rough women’s suffrage, the Wagner Act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to contemporary feminism and gay liberation(lin着我们cong废奴到…同性恋解放运动这条深化的道不断往下走). But the Nietzscheanized left tells the country it is rotten to the core(可现在,尼采化的左派却告诉我们说, 这个国家它已烂到了心) - that it is a racist, sexist, imperialist society, one which can’t be trusted an inch(我们千万不能再信任它, 一丁点都不), one whose every utterance must be ruthlessly deconstructed(对它的所有的说词都必须无情解构).

9. Another reason this left is a vulnerable target is that it is extraordi-narily self-obsessed and ingrown(这路左派容易吃亏,是因为它自执得离奇,太朝内/内生), as well as absurdly over-philosophized(过分哲学化到了荒唐地步). It takes seriously Paul de Man’s weird suggestion(把德曼下面的异怪的建议当了真) that`one can approach the problems of ideology and by extension the problems of politics only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linguistic analysis(德曼竟然书呆子/不懂世故到说出下面这样的话:只有用批判性语言分析才能去碰意识形态和由它延伸出来的政治这一烫手问题)’. It seems to accept Hillis Miller’s fantastic claim(这路左派似乎也接受了米勒的有点梦幻的说法) that `the millennium [of universal peace and justice among men(普遍和平和正义的新千年只有当)] would come if all men and women became good readers in de Man’s sense’(男女老小能象德曼说的那样去解读, 才会到来). When asked for a utopian sketch of our country’s future, the new leftists reply along the lines of one of Foucault’s most fatuous remarks. When asked why he never sketched a utopia(为什么福柯你从不描给我们一个乌托邦呢?), Foucault said, `I think that to imagine another system is to extend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esent system(福柯回说: 君不见:想象出另一个系统,也只是在继续加入到当前的系统(只是在加固原有的那一系统, 怎么跳得出 “那一”系统的如来手掌?巴尔特:鸣呼!我们只不过是在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另一些被我们看旧的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象万花筒一样夹裹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我们称它们为图像隧道(image是:那种半物半念半字半身半人的inter-world的东西;意识形态就由这些莫须有的image 构成);我们决无能力裸眼地去看:伟大画家好不容易将女人剥光,我们好奇的眼又急忙将她什么都穿上,还现代主义后现代地闹了半天的深刻.)).’ De Man and Foucault were (and Miller is) a lot better than these unfortunate remarks would suggest(德曼和福柯的人本身比这些不幸的话听上去要好得多), but some of their followers are a lot worse(但他们的有些追随者的为人则比这几句话听上去的还要糟得多).

    This over-philosophized and self-obsessed left is the mirror image of the over-philosophized and self-obsessed Straussians(这种左派与那些过于哲学化/过于自执的斯特劳斯分子构成鲜明对照:大家想一下:为什么美国的斯特劳斯分子与文科激左的这幕对立假戏,这种肥皂剧竟也原封不动搬到了可怜中华大地, 只是,在我们可怜学界,连左和右的石灰线都划错,一天一划,划了也没有理睬,大家照样乱踩, 可怜伟大的汪晖于是连自己到底是站在右边还是左边也搞不清,既是新左对内主持道统做本土学术和中国特色 “思想”,又要闹新革命,说89年搞错了是因为没有照他的办法去搞,既反西方话语霸权却又照了西方大学里的汉学权威话语的腔调和西方人的思想史历史观念的老套去替世界大学系统书写西式模板下的 “中国现代性思想”和 “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对内为民请民比共产党还革命对外对西方或美国又反对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人面前把自己打扮成了不同政见者, 嫖子和老X都做,门票和赞助两占.Richard兄这次来中国讲学, 一定会领教到中国学术场里这种受爱滋病传染一样的中国“本土思想”/“汉语思想”/中国特色的学术政治中的西方流行病,虽然它在西方叫感冒,在中国称伤风.他象萨斯其间的呼吸道专科医师,会理会不过来,忙累中千万别自己被传染上.). The contempt of both groups for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is so great(这两路人那么地鄙夷当代美国社会) that both have rendered- themselves impotent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state or local politics(反而在涉及民族/国家和本地政治时变得无能). This means that they get to spend all their energy on academic politics(光忙于去搞学术政治去了)

10. The two groups are currently staging a sham battle(为了怎么开书单而打假仗) about how to construct reading lists. The Straussians say that the criterion for what books to assign is intrinsic excellence(斯特劳斯分子们说让学生去读什么书是取决于书的内在优异), and the Nietzscheanized left says that it is fairness(尼采化左派则说是取决于对人公平) - e.g., fairness to females, blacks and Third Worlders(比如说必须对妇女/黑人和第三世界人士公平; Third Worlder: 我喜欢这个词). They are both wrong(这两路人都错了). Reading lists should be constructed so as to preserve a delicate balance between two needs(开书单是要在下面两种需要之间保持脆弱的平衡). The first is the need of the students to have common reference points with people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and in other social classes(第一种需要是,学生读了书后就与上代人与别的阶级里的人有了共同参照点)-so that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people who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Whitewater and people who went to Stanford, will have read a lot of the same books(这样,祖父母与孙儿孙女,上好大学和上不好的大学的人总会读过一些一样的书). The second is the need of the teachers to be able to teach the books which have moved them, excited them, changed their lives(第二个需要是,教师总想去教那些曾打动/激动/改变过他们的人生的那些"书") - rather than having to teach a syllabus handed down by a committee(而不是去教由某个委员会下达的教学大纲).

11 . Philosophers of education, well-intended committees and govern-
mental agencies have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define and manage
the humanities(教育哲学/好心的委员会和政府有关部门都想来理解/定义和管理文科).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keep the humanities changing fast enough(重要的却是使文科变化得尽量地快) so that they remain indefinable and unmanageable(好让文科永远都无法被定义无法被管理). All we need to keep them changing that fast is good old-fashioned academic freedom(使它改/变得快, 要诀仍是那个老方子:学术自由). Given freedom to shrug off the heresy hunters and their cries of `politicization!’(应给文科人自由,不把捉巫者和他们"政治化"惊叫当回事儿), as well as freedom for each new batch of assistant professors to despise and repudiate the departmental Old Guard to whom they owe their jobs, the humanities will continue to be in good shape(也应给新一茬助教自由,使他们虽然是靠了系里的老顽固才找到了饭碗,但仍能鄙视和痛斥他们). If you don’t like the ideological weather in the local English department these days(如果你不感冒本地英语系里的这些时的意识形态天气), wait a generation(那么就等它十年或一代). Watch what happens to the Nietzscheanized left when it tries to replace itself(看看尼采化的左派在2010年左右努力去新陈代谢时它自己时,会发生什么:这种左派里也分顽固的激进,后生会反抗前辈), around about the year 2010. I’m willing to bet that the brightest new Ph.D.s in English that year will be people who never want to hear the terms
`binary opposition’ or `hegemonic discourse’ again as long as they live
(我敢打赌,到了2010年, 那年新调来英语系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一定是永生不再想听什么"二元对立"/"霸权话语"这样的说法的了:激进派本身也是象有顽固派的学术斗争域里那样地代谢着的).

编写程序, 已经不是一种稀缺的才能, 不需要传统的工作室来聚集, 保护, 培养. 工作室(像几大唱片公司)反而形成了限制, 而且人为抬高价格. 这种情况下,  类似开源软件的共同创作项目就成了陈仓暗渡, 来打破对才能的垄断. 而新模式的成熟, 最终会扩大市场(长尾理论所说的"sell around the product").

推荐一份案例研究, Reason杂志5月号写到LibriVox, 又一个开源社区. WSJ, 来洗脑吧.

(被firefox弄丢了文章, 长话短说. 提醒: 编写博客文章请用其它稳定程序.)

抄啊!同志们!

另一个才能的支流不出意外的汇入财经媒体. 大思想者们在其中除了偶尔回忆般的批判社会, 大多时间则沉迷于Steve Jobs一类符号式人物的梦幻人生. 并用上全部词汇量来修辞财富的传奇. 如果认同不向体制妥协的态度, 你可以说个人才能在中国, 除了商界没有其它用处. 而财经或非财经报章(景气不逊前者)正好需要写手. 但如果写作是思想之镜, 为什么某些杂志只有"抄"? 不提编译文章, 版权交易, 只看一下经济学人的"奉献": 南方人物周刊的讣告, 安替的纵横周刊按国别设置的栏目, 还有诸多以"经济""企业家"冠名的报刊身上牛津式的自豪或傲慢, 哦对, 它们都是"经济"报刊呀.

这抄袭背负着野心: 成为中国的经济学人, 福布斯, 或只是有本事叫最重量级人物来写稿. 那么你很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如此需要一本Portfolio, 因为需要抄些新的东西. 他们抄, 只是因为他们想在中国得到经济学人般的重视. 等等, 不是你的重视, 是广告商的重视.

抢光和独享

真实是残酷的, 媒体是商业机构, 需要给广告商提供发行量, pageview等数据. 提升数字的捷径, 其一(有人认为)是抄来经济学人的版式, 其二正如新浪,网易之流, 全国报章, 一并抢光. 第二种方法如此前卫(google news还只敢给个链接), 以致想看新闻的网民不去新京报网站, 直接奔向门户网站的新闻大全; 以致对平面媒体来说, 从门户新闻撤下自家内容反而不利于自己的影响力.

而新浪抄的更彻底, 不像网易, 相册从来不能外部链接, 新浪似乎参悟了网络传播的秘笈: 就像Youtube成名前靠无数blog上的外部链接获得了极广传播, 新浪相册竟然可以外链. 可惜中国IT业有一个规律: 新浪不是好东西. 它终于关掉了自家相册的外链功能, 它认为自己控制了每个角落的眼球, 它不准别人抄.

抛开善恶讲规律

虽然善恶标准在中国IT业失效, 但世界IT业有另外一个传播规律. 一个blog页面上的Youtube视频, 不只提供观看的娱乐, 同时提供了一种"稀缺", 也就是在youtube闹大前, 视频娱乐来源的稀缺. 这种稀缺正是, 也越来越靠blogger制造. 你想数数一共有多少个blogger吗?

那么让不让抄? 当然. 你的有吸引力的内容被抄在各处, 你作为它的来源就吸引更多注意力, 更大的流量. 要不要抄? 你得知道抄什么. 信息结构的网络中, 代码信仰开源, 而开源的宗旨提到, 优秀的程序员不是最擅长从头做一个程序, 而是最清楚从哪里修改.(<教堂与市集>) 所以不要重新做一个youtube, 想想哪里"最"需要开刀. 没有动过手术, 你的新浪相册吸引了比flickr还多的用户, 不过是泡沫.

比如这个网站上最热闹的, 又有一场辩论, 大概始自去年Ian Buruma写的一本书, Murder in Amsterdam. 这个荷兰人深入调查了2004年一个荷兰导演被少数族裔同胞杀死的案件, 就此开始怀疑就在荷兰诞生的启蒙运动和宽容精神. 因为立场有些排斥伊斯兰, 引来了强调"和谐"的伊斯兰信徒Tariq Ramadan, 然后是一直不满意伊斯兰妇女没地位的的Ayaan Hirsi Ali. 当然还有福山等美国人. 比十个方舟子还热闹.

这些话题中, 不管是原启蒙主义教旨向伊斯兰推行民主, 还是相对主义的提倡略有隔离的多元文化, 我不知道这样的辩论如何形成结论, 如何产生具体影响, 但不管哪个民族, 应该都不会排斥的一个东西, 就是技术.(GFW另当别论…) 技术是最直接的影响力量, 而且它最近发展的似乎太快了…正好这里有英国BT Technology网站上一个技术时间表,  有些科幻, 也有些真切, 甚至吓人…可能在下一个50年到来之际, 政治有关的辩论已经不成话题了.

那么就像"卫报众"(Guardianista)最爱谈论的,重要的问题只有文化. 桑塔格一些生前未发表的文章即将结集出版, 其中一篇就谈到了技术力量主导的意识形态的一些负面影响, 比如电视正在用零碎信息取代小说的完整叙事, 然而现代的标准化,均质化(比如现代城市的机场大都相似)却不能挫败文学的事业, 而这个文学的使命就是"加深,必要时反对对我们命运的通常理解."

桑塔格这么说显然有些预言色彩, 但起码提醒到高度发达的媒体不是只有好处. 不过在让每个人都不再看小说之前, 媒体肯定已经消除文化间的障碍. 至少在目前, 网络已经可以掀起这么乱的一场辩论, 而且让你听到.